与晚清相比，梁启超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与五四一代的思想关联更为紧密。一方面，这篇文章所提出的一些问题，包括对小说文体特征的重新认识（“移人”）、以及建立在这种新认识之上的小说书写内容的别择与功能实现等，后来事实上仍为周氏兄弟、陈独秀、胡适他们在讨论新文学的建设方案时所分享，为后来新文学阵营内部对于新文学的不同的探寻，提供了思想与逻辑上的起点甚或原点；另一方面，梁启超对于文学“移人”特性的揭示，以及通过“薰”“浸”“刺”“提”四力的阐释而构筑起来的、以“情感”为纽带的作者—读者、写作—接受共同体的营建，为文学在时代启蒙工程中发挥独立的作用，提供了切实的方向与内涵，是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的基础之一。